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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一过，距婚礼的日子只剩二十天时间了。
加林和红梅拟定了一份购物清单，准备抽周末休息时间去一趟省城。星期天早晨，他们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加林他妈送的200元礼金，以及在学校会计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的列车，兴高采烈地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计划，是准备买两只装衣物的皮箱。
和所有到武汉购物的外地人一样，他们首选的购物场所是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转公交车在中山公园下。对面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到处转。转过一阵儿，他们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很贵，手里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
于是，又转战到附近的汉正街。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条自古就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小商品市场，生意红火得让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这里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进送出。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行人挤得水泄不通。加林和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着东西。好不容易找到零售的商家，他们又发现商品质量比较“水”。比方服装吧，有的扣子都没有缝齐，有的试穿时发现已经脱线开口。
一分价钱一分货，看来便宜并不完全是好事情。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道。
两人又到武汉关码头坐轮船，前往武昌。
到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没有时间换其他地方了，只有凑合着挑选。因为红梅总是强调价廉物美，买齐清单上的东西，两人的腿都快跑断了，肚子也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
出门到一个小店铺买了四个包子，又让别人倒了两杯白开水，两人边吃喝边盘存。手头还有180多块钱，买点什么呢？加林想到了红梅去年冬天就想要的呢子大衣。可是红梅不同意。她说，冬天已经过完了，有没有呢子大衣无所谓。最好去买一部小型录音机，既可以学外语，又可以听音乐，将来怀孕了，还能对宝宝进行胎教……
加林立即表示赞成，腿一下子也不酸了。
他们再次返回中南商业大楼，找到商场电器销售部，百般挑剔地选好了录音机。
付钱时，红梅却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见了。
加林叫她别着急，过细地再找找。
红梅于是走到墙边的空旷处，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又把背包使劲地抖了抖，还是没有钱包的影子。她呆呆地立在墙根儿边，眼泪直往下掉。
加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从口袋里搜出买包子时多出的四元零钱，拎起皮箱，拉着红梅走出了中南商业大楼。
好在来时就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然的话，他们回花园镇都成了问题。
坐上火车之后，红梅趴在茶几上，一个劲地抽泣。她哭得那么伤心，加林听着，心都碎了。
可是，钱已经丢了，哭又有什么用呢？
加林强作笑颜，安慰着红梅，尽量说些好听的话，让她高兴。
他说，我们还算走运的，毕竟买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一到武汉就把钱丢了，不是更亏么？人应该知足。又说，折财免灾。说不定，菩萨会在其他方面保佑我们呢！
可加林越说，红梅哭得越起劲。
下车已是午夜。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呼啸。
走出花园火车站，两人冻得浑身发抖，不住地打着寒颤。他们一人提着一只皮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努力辨认着通往牌坊中学的道路。
风夹着雪花打在脸上，刀割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双手就麻木了。
走出花园镇，进入黑暗笼罩的田野时，风更大，雪更猛，还下起了冰雹。
为了抵御冰雹的袭击，他们双手举起皮箱，顶在头上。冰雹打在皮箱上，乒乒乓乓直响，打在手臂上，钻心一般地疼。
与风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才回到他们的“伊甸园”。
都说祸不单行，看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加林和红梅周日去武汉买东西钱包被偷，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后，他们又遇上了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副校长丁伯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某语文老师3月31日竟然批改了29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比较紧张。大家都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29本学生作文，的确有些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上一段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
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随便写两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些老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些老师比较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林把目光投向几个最有可能“一天改29本作文”的同事，结果这些人在翻过作文本之后，都表现出坦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们不是丁副校长批评的对象。就算他们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批改日期。他们会把批改时间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加林老师3月31日根本就没有批改过作文。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方红梅呢？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每一个错别字都不会放过，改过的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的一片。
他用探询的眼光看了看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脸拉得老长，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听完丁伯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发话了：“我想问一问丁副校长，你能告诉我3月31日是星期几吗？”
丁伯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老师们面面相觑。好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红梅老师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你既然不记得，那我来告诉你吧。3月31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自己4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说，一天改29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丁伯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半天，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老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丁副校长，你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红梅继续针锋相对。
丁伯华恼羞成怒，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女校长关玉荣及时出面，把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其他事项上。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林刚回到宿舍，教体育的程彩清老师突然跟了进来。他叫加林去他家一趟，说是有事情商量。
加林于是带上宿舍门，先到红梅那里去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程老师，走向正对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
彩清老师的家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青教师都在里面。
见加林进来，其他老师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副校长丁伯华的罪行。有人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人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青人。有人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程彩清老师提议，联名写信到镇教育组，集体要求丁伯华辞职。
“他毛遂自荐的副校长，算个球呀！”
“这种人绝对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听说他还想入党，我们坚决不同意！不能让这种败类混进党组织。”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矛头都是指向丁伯华的。
痛痛快快地骂了好半天，英语老师才把要商量的事情抛出来。他说，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校领导提建议，从新学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丁伯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英语老师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
加林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加林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他签字他就签字，要他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顾不上其他的。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彩清老师还非常关心地询问加林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加林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镇打好了，但来不及上油漆，因为距婚礼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那就把家具放在方湾镇，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拖呗。”彩清老师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加林说，红梅她爸也是这个意思，但红梅她妈又觉得洞房里一件新家具也没有，太不像样子。
大家又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有的说，就这样不油漆直接拖到学校来。也有的说，没油漆的家具放在洞房里面，通房白色显得不吉利。
最后，多数老师还是建议采纳红梅她爸的意见，结婚以后再拖家具。
事实上，加林对洞房里有没有新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他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
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买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最初，加林是打算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学校老师们凑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妈桂英曾承诺送给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有老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林和红梅属于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四个老师，除去他们本人，总共可以收八十八元份子钱。所有的礼金加在一起，就有接近两百元钱，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老师们的份子钱收齐了，但白大货夫妻俩的礼金还没有动静。
加林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为了弥补这一百块钱的缺口，他打算回王李村去找他爸王厚义。
虽说厚义对儿子的婚事漠不关心，一直不闻不问，故意装聋作哑，但加林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找他。一来与父母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二来让王厚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母亲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该收的礼金和份子钱已经收过了，加林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身为父亲的王厚义，在他唯一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总不至少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加林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加林踏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路。
坐在长途汽车上，加林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家人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他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甚至想，自己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母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加林知道父亲有钱。
在加林他奶去世之前，王厚义曾多次承诺，儿子结婚时，他最少拿六百元钱出来，年前给三百，年后给三百。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加林也不指望父亲兑现那六百元钱了，他只需要一百元钱临时救个急。当然，如果王厚... -->>
清明节一过，距婚礼的日子只剩二十天时间了。
加林和红梅拟定了一份购物清单，准备抽周末休息时间去一趟省城。星期天早晨，他们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加林他妈送的200元礼金，以及在学校会计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坐上南下的列车，兴高采烈地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计划，是准备买两只装衣物的皮箱。
和所有到武汉购物的外地人一样，他们首选的购物场所是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转公交车在中山公园下。对面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到处转。转过一阵儿，他们发现这里的东西都很贵，手里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
于是，又转战到附近的汉正街。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条自古就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小商品市场，生意红火得让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在这里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进送出。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行人挤得水泄不通。加林和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着东西。好不容易找到零售的商家，他们又发现商品质量比较“水”。比方服装吧，有的扣子都没有缝齐，有的试穿时发现已经脱线开口。
一分价钱一分货，看来便宜并不完全是好事情。
“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吧！”方红梅提议道。
两人又到武汉关码头坐轮船，前往武昌。
到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钟，没有时间换其他地方了，只有凑合着挑选。因为红梅总是强调价廉物美，买齐清单上的东西，两人的腿都快跑断了，肚子也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
出门到一个小店铺买了四个包子，又让别人倒了两杯白开水，两人边吃喝边盘存。手头还有180多块钱，买点什么呢？加林想到了红梅去年冬天就想要的呢子大衣。可是红梅不同意。她说，冬天已经过完了，有没有呢子大衣无所谓。最好去买一部小型录音机，既可以学外语，又可以听音乐，将来怀孕了，还能对宝宝进行胎教……
加林立即表示赞成，腿一下子也不酸了。
他们再次返回中南商业大楼，找到商场电器销售部，百般挑剔地选好了录音机。
付钱时，红梅却发现背包里的钱包不见了。
加林叫她别着急，过细地再找找。
红梅于是走到墙边的空旷处，把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又把背包使劲地抖了抖，还是没有钱包的影子。她呆呆地立在墙根儿边，眼泪直往下掉。
加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从口袋里搜出买包子时多出的四元零钱，拎起皮箱，拉着红梅走出了中南商业大楼。
好在来时就买好了返程的车票，不然的话，他们回花园镇都成了问题。
坐上火车之后，红梅趴在茶几上，一个劲地抽泣。她哭得那么伤心，加林听着，心都碎了。
可是，钱已经丢了，哭又有什么用呢？
加林强作笑颜，安慰着红梅，尽量说些好听的话，让她高兴。
他说，我们还算走运的，毕竟买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一到武汉就把钱丢了，不是更亏么？人应该知足。又说，折财免灾。说不定，菩萨会在其他方面保佑我们呢！
可加林越说，红梅哭得越起劲。
下车已是午夜。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呼啸。
走出花园火车站，两人冻得浑身发抖，不住地打着寒颤。他们一人提着一只皮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努力辨认着通往牌坊中学的道路。
风夹着雪花打在脸上，刀割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双手就麻木了。
走出花园镇，进入黑暗笼罩的田野时，风更大，雪更猛，还下起了冰雹。
为了抵御冰雹的袭击，他们双手举起皮箱，顶在头上。冰雹打在皮箱上，乒乒乓乓直响，打在手臂上，钻心一般地疼。
与风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两人才回到他们的“伊甸园”。
都说祸不单行，看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加林和红梅周日去武汉买东西钱包被偷，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后，他们又遇上了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副校长丁伯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某语文老师3月31日竟然批改了29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大家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吧。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比较紧张。大家都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29本学生作文，的确有些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上一段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
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随便写两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些老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些老师比较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林把目光投向几个最有可能“一天改29本作文”的同事，结果这些人在翻过作文本之后，都表现出坦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
显然，他们不是丁副校长批评的对象。就算他们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批改日期。他们会把批改时间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加林老师3月31日根本就没有批改过作文。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是方红梅呢？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每一个错别字都不会放过，改过的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的一片。
他用探询的眼光看了看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脸拉得老长，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
听完丁伯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发话了：“我想问一问丁副校长，你能告诉我3月31日是星期几吗？”
丁伯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老师们面面相觑。好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红梅老师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你既然不记得，那我来告诉你吧。3月31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自己4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说，一天改29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丁伯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
过了好半天，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吧……”
不少老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丁副校长，你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找我的麻烦吧！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吧！”红梅继续针锋相对。
丁伯华恼羞成怒，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女校长关玉荣及时出面，把会议的议题转到了其他事项上。
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氛围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林刚回到宿舍，教体育的程彩清老师突然跟了进来。他叫加林去他家一趟，说是有事情商量。
加林于是带上宿舍门，先到红梅那里去打了声招呼，然后跟着程老师，走向正对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
彩清老师的家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青教师都在里面。
见加林进来，其他老师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大家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副校长丁伯华的罪行。有人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人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青人。有人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程彩清老师提议，联名写信到镇教育组，集体要求丁伯华辞职。
“他毛遂自荐的副校长，算个球呀！”
“这种人绝对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听说他还想入党，我们坚决不同意！不能让这种败类混进党组织。”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矛头都是指向丁伯华的。
痛痛快快地骂了好半天，英语老师才把要商量的事情抛出来。他说，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校领导提建议，从新学年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丁伯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英语老师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
加林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加林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他签字他就签字，要他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顾不上其他的。
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彩清老师还非常关心地询问加林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加林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镇打好了，但来不及上油漆，因为距婚礼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那就把家具放在方湾镇，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拖呗。”彩清老师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加林说，红梅她爸也是这个意思，但红梅她妈又觉得洞房里一件新家具也没有，太不像样子。
大家又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有的说，就这样不油漆直接拖到学校来。也有的说，没油漆的家具放在洞房里面，通房白色显得不吉利。
最后，多数老师还是建议采纳红梅她爸的意见，结婚以后再拖家具。
事实上，加林对洞房里有没有新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他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
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买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最初，加林是打算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学校老师们凑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妈桂英曾承诺送给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有老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林和红梅属于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四个老师，除去他们本人，总共可以收八十八元份子钱。所有的礼金加在一起，就有接近两百元钱，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老师们的份子钱收齐了，但白大货夫妻俩的礼金还没有动静。
加林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为了弥补这一百块钱的缺口，他打算回王李村去找他爸王厚义。
虽说厚义对儿子的婚事漠不关心，一直不闻不问，故意装聋作哑，但加林觉得，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应该找他。一来与父母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二来让王厚义承担作为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母亲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该收的礼金和份子钱已经收过了，加林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身为父亲的王厚义，在他唯一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总不至少一毛不拔吧！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加林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加林踏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路。
坐在长途汽车上，加林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与家人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他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他甚至想，自己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母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
加林知道父亲有钱。
在加林他奶去世之前，王厚义曾多次承诺，儿子结婚时，他最少拿六百元钱出来，年前给三百，年后给三百。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加林也不指望父亲兑现那六百元钱了，他只需要一百元钱临时救个急。当然，如果王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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