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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来,对于赛里斯又有什么帮助呢?
同理可得,他对于“哈佛三杰”的看法也差不多,认为他们研究的学问确实可以妆点盛世,但是在这种乱世还不如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呢。
这不是他有“本位主义”。比如看看民国四大经济学家的马刘何方。
为首的马寅初不必多说了。
袁大师见过的何廉对于城市物价指数问题做出了颇多贡献。
刘大均虽然一直担任国府的官员,日后还定居美国。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当时还算可以的经济统计体系。而且他还是一位“工业党”,著有《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一书。
方显廷则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他还提出了“统制经济”理论。
相比之下,陈、吴、汤和眼前这位陈西滢研究的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东。
两人来到了吸烟室,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通伯兄,英国文学界是怎么看兄弟我的那些作品的呢?”
“一个字,服!”
陈西滢由衷地赞道:“至少我认识的那些文学家和批评家都对鸿渐兄的作品赞不绝口。尤其是《冰与火之歌》。很多人读了之后便说没想到一个东方人能写出这样西方化的作品……”
牛牛们肯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因为这就是魔幻版的英国历史。而且《冰与火之歌》不管是题材还是立意,真的非常“西方化”。
“嚓!”
点燃了一支雪茄的袁燕倏打断道:“通伯兄,难道就没人说我这书很黄很暴力吗?”
“很黄很暴力?!哈哈哈……”陈西滢失笑道,“确实有一班老夫子和卫道士这么说,不过这是迂腐之言,鸿渐兄不用放在心上。”
真是的,这问题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
要是英国政府用这个借口把他这本书给禁了,他找谁去要版税?
《冰与火之歌》可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这要是在英国被禁那多可惜。
我们的袁大师此行一个目的就是来和英国出版社来谈这件事情的。毕竟他再不喜欢大英帝国,也不会不喜欢大英帝国发行的英镑啊。
“而本人最喜欢鸿渐兄的《乡村教师》……”陈西滢抬了抬眼镜,抬高声音道。
对此袁燕倏一点也不意外。这非常正常,这本小说正对他们有志于改变时局的赛里斯知识分子的胃口。
“我们中国应该就如鸿渐兄书中那样建立起这样的普及教育制度!”
但是他同时认为真正能看出《乡村教师》隐含之意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而陈西滢这种典型的英美化知识分子果然是不明白的。
因为要建立《乡村教师》当中那样普及到村级行政单位的教育体系,那绝对要把整个赛里斯颠倒过来才行!
试想一下,书中那位可敬的教师至少懂得牛顿三定律,这肯定有初中水平了。
就算解放以后,初中生放在新赛里斯也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当个账房先生、低级文员这样的小白领绝对没有问题。
而把一位小白领派到穷乡僻壤当老师,他也真的心甘情愿去了,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国家政府的感召力和执行力有多强大。
所以要建立的不是普及教育制度,而是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通伯兄,知易行难啊。所以这是一本科幻小说……”
袁大师叹了一口气,转移话题道:“通伯兄,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啊?”
陈西滢坦然答道:“明年。和鸿渐兄一样,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要回国……”
回国你老兄就去了北大担任教授。
1924年你老兄和胡适之、徐志摩、王世杰他们创办了《现代评论》。(注释1)
接着你老兄和鲁迅杠上了,就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留下了不那么好看的一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陈西滢要不是和“同鸿渐先生齐名的鲁迅先生”发生了这么一次论战,仅仅因为他太太——民国才女凌叔华红杏出墙这桩轶事的话,很有可能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而且从表面上看,陈鲁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然而实际上这牵涉到了北大内部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之争。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学习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成立了教授评议会。北大的教授们便掌握了一定的实权。
有权必定有利,有利争必随之。
因此北大马上就分出“英美派”与“法日派”两大系,结成团体明争暗斗。
比如校方要请一位教员,而拟请者为留学英美的,法日派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若法日派先提人选,英美派亦必以牙还牙求得平衡。
而“法日派”又被称为“太炎门生”,因为他们之中很多出自章太炎门下,可想而知,其中又以浙江人居多。
于是周氏兄弟这两位留过日的绍兴人不可避免地成了“法日派”。而他们两兄弟聚居的八道湾也成了此派人物的聚会场所。
陈西滢这位留英博士自然是根正苗红的“英美派”。不过“英美派”里面还分为英派和美派。
“英派”经常出入的是东吉祥胡同,因为那里有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这三位留英好友一起借住在这里。这一派后来成了“现代评论派”的主力。
“美派”首脑自然是胡适之,他一开始居住在南缎子胡同,1920年天魔传人还给这个地址写了一张明信片。后来他搬到了钟鼓寺。
他的住所当时是高朋满座,“几乎没有坐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会所。
当然啦,这三派中人没有那么壁垒分明,游走三方的大有人在。英美两派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文人相轻的惯例,再加上北大内部的利益之争,“英美派”和“法日派”的关系真的不咋地。
英美派的刊物有《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法日派刊物则是《语丝》、《京报副刊》。两派刊物对着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却莫名其妙。
所以陈鲁之争确实是理念之争,但是也涉及到两派人物的私怨。只不过陈西滢切入点太差了,鲁迅的战斗力又太强,最后“失道者寡助”,这才大败亏输。(注释2)
袁燕倏肯定懒得掺和这种破事,反正他不准备去北大厮混,找机会当个客座教授装个逼就好了。
他心说,你老兄自己要作死,老子也管不着不是。咱们就当个泛泛之交得了。
倒是“我的朋友徐志摩”是不是要挽救一下呢……
“鸿渐,通伯。你们两位在这儿呢!”
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袁大师就看到他的“我的朋友徐志摩”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
注释1:王世杰(1891年—1981年)就是1945年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和《中苏友好条约》的那位外交部长。
一位职业外交官能有在这两份“著名”条约上签字的两次“殊荣”,也算不虚此生。
注释2:这些史料摘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
有兴趣的病友可以弄一本看看,很是因吹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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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来,对于赛里斯又有什么帮助呢?
同理可得,他对于“哈佛三杰”的看法也差不多,认为他们研究的学问确实可以妆点盛世,但是在这种乱世还不如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呢。
这不是他有“本位主义”。比如看看民国四大经济学家的马刘何方。
为首的马寅初不必多说了。
袁大师见过的何廉对于城市物价指数问题做出了颇多贡献。
刘大均虽然一直担任国府的官员,日后还定居美国。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当时还算可以的经济统计体系。而且他还是一位“工业党”,著有《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一书。
方显廷则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他还提出了“统制经济”理论。
相比之下,陈、吴、汤和眼前这位陈西滢研究的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东。
两人来到了吸烟室,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通伯兄,英国文学界是怎么看兄弟我的那些作品的呢?”
“一个字,服!”
陈西滢由衷地赞道:“至少我认识的那些文学家和批评家都对鸿渐兄的作品赞不绝口。尤其是《冰与火之歌》。很多人读了之后便说没想到一个东方人能写出这样西方化的作品……”
牛牛们肯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因为这就是魔幻版的英国历史。而且《冰与火之歌》不管是题材还是立意,真的非常“西方化”。
“嚓!”
点燃了一支雪茄的袁燕倏打断道:“通伯兄,难道就没人说我这书很黄很暴力吗?”
“很黄很暴力?!哈哈哈……”陈西滢失笑道,“确实有一班老夫子和卫道士这么说,不过这是迂腐之言,鸿渐兄不用放在心上。”
真是的,这问题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
要是英国政府用这个借口把他这本书给禁了,他找谁去要版税?
《冰与火之歌》可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这要是在英国被禁那多可惜。
我们的袁大师此行一个目的就是来和英国出版社来谈这件事情的。毕竟他再不喜欢大英帝国,也不会不喜欢大英帝国发行的英镑啊。
“而本人最喜欢鸿渐兄的《乡村教师》……”陈西滢抬了抬眼镜,抬高声音道。
对此袁燕倏一点也不意外。这非常正常,这本小说正对他们有志于改变时局的赛里斯知识分子的胃口。
“我们中国应该就如鸿渐兄书中那样建立起这样的普及教育制度!”
但是他同时认为真正能看出《乡村教师》隐含之意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而陈西滢这种典型的英美化知识分子果然是不明白的。
因为要建立《乡村教师》当中那样普及到村级行政单位的教育体系,那绝对要把整个赛里斯颠倒过来才行!
试想一下,书中那位可敬的教师至少懂得牛顿三定律,这肯定有初中水平了。
就算解放以后,初中生放在新赛里斯也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当个账房先生、低级文员这样的小白领绝对没有问题。
而把一位小白领派到穷乡僻壤当老师,他也真的心甘情愿去了,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国家政府的感召力和执行力有多强大。
所以要建立的不是普及教育制度,而是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通伯兄,知易行难啊。所以这是一本科幻小说……”
袁大师叹了一口气,转移话题道:“通伯兄,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啊?”
陈西滢坦然答道:“明年。和鸿渐兄一样,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要回国……”
回国你老兄就去了北大担任教授。
1924年你老兄和胡适之、徐志摩、王世杰他们创办了《现代评论》。(注释1)
接着你老兄和鲁迅杠上了,就此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留下了不那么好看的一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陈西滢要不是和“同鸿渐先生齐名的鲁迅先生”发生了这么一次论战,仅仅因为他太太——民国才女凌叔华红杏出墙这桩轶事的话,很有可能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而且从表面上看,陈鲁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然而实际上这牵涉到了北大内部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之争。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学习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成立了教授评议会。北大的教授们便掌握了一定的实权。
有权必定有利,有利争必随之。
因此北大马上就分出“英美派”与“法日派”两大系,结成团体明争暗斗。
比如校方要请一位教员,而拟请者为留学英美的,法日派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若法日派先提人选,英美派亦必以牙还牙求得平衡。
而“法日派”又被称为“太炎门生”,因为他们之中很多出自章太炎门下,可想而知,其中又以浙江人居多。
于是周氏兄弟这两位留过日的绍兴人不可避免地成了“法日派”。而他们两兄弟聚居的八道湾也成了此派人物的聚会场所。
陈西滢这位留英博士自然是根正苗红的“英美派”。不过“英美派”里面还分为英派和美派。
“英派”经常出入的是东吉祥胡同,因为那里有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这三位留英好友一起借住在这里。这一派后来成了“现代评论派”的主力。
“美派”首脑自然是胡适之,他一开始居住在南缎子胡同,1920年天魔传人还给这个地址写了一张明信片。后来他搬到了钟鼓寺。
他的住所当时是高朋满座,“几乎没有坐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会所。
当然啦,这三派中人没有那么壁垒分明,游走三方的大有人在。英美两派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文人相轻的惯例,再加上北大内部的利益之争,“英美派”和“法日派”的关系真的不咋地。
英美派的刊物有《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法日派刊物则是《语丝》、《京报副刊》。两派刊物对着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却莫名其妙。
所以陈鲁之争确实是理念之争,但是也涉及到两派人物的私怨。只不过陈西滢切入点太差了,鲁迅的战斗力又太强,最后“失道者寡助”,这才大败亏输。(注释2)
袁燕倏肯定懒得掺和这种破事,反正他不准备去北大厮混,找机会当个客座教授装个逼就好了。
他心说,你老兄自己要作死,老子也管不着不是。咱们就当个泛泛之交得了。
倒是“我的朋友徐志摩”是不是要挽救一下呢……
“鸿渐,通伯。你们两位在这儿呢!”
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袁大师就看到他的“我的朋友徐志摩”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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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王世杰(1891年—1981年)就是1945年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和《中苏友好条约》的那位外交部长。
一位职业外交官能有在这两份“著名”条约上签字的两次“殊荣”,也算不虚此生。
注释2:这些史料摘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
有兴趣的病友可以弄一本看看,很是因吹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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