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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师……”岳飞正要拜下,却给孙珲一把扶住了。
“此间又无别人,鹏举不必多礼。”孙珲扶起了岳飞,微微一笑,“鹏举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刚刚我看到的,您也看到了吧?”岳飞还是没有回答他,而是叹息起来。
“是的,我都看到了。”孙珲当然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因为他也吸入了那些奇异的花香,和岳飞一样来了一次“观水”。
事实上,根据他的观察,这座佛殿应该就是高僧们用来“观心证法”的地方,不过东方的高僧竟然会用西方占星师常用的“观水术”,倒让他很是意外。
更让他惊奇的,是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过去或是未来,而是岳飞的。
确切的说,是原来历史上岳飞的结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些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枪打出头鸟之类等等。孙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敢说,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现代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但这些并不影响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和战绩上,岳飞则要高出一筹。
公元1137年,即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数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在奏疏中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证明,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仙师……”岳飞正要拜下,却给孙珲一把扶住了。
“此间又无别人,鹏举不必多礼。”孙珲扶起了岳飞,微微一笑,“鹏举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刚刚我看到的,您也看到了吧?”岳飞还是没有回答他,而是叹息起来。
“是的,我都看到了。”孙珲当然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因为他也吸入了那些奇异的花香,和岳飞一样来了一次“观水”。
事实上,根据他的观察,这座佛殿应该就是高僧们用来“观心证法”的地方,不过东方的高僧竟然会用西方占星师常用的“观水术”,倒让他很是意外。
更让他惊奇的,是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过去或是未来,而是岳飞的。
确切的说,是原来历史上岳飞的结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些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枪打出头鸟之类等等。孙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敢说,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现代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但这些并不影响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和战绩上,岳飞则要高出一筹。
公元1137年,即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数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在奏疏中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证明,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