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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更有可取之处。自“端平入洛”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的经济已经崩溃。于是贾似道推出了让他被骂了千年的《公田法》。公田是没收不法官僚的大量土地，逃户、尽户、没人继续被政府收回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还有军队开垦的营田的统称。在宋高宗赵构时期，除一部分划为寺院、学校外，其他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朝廷，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卖断公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理宗时期，公田因为买卖，数量已经减少，而买公田的，恰巧是富商豪绅和官员。一方面是朝廷经济崩溃，一方面又要筹集军费。贾似道只好推出“公田法”重新为朝廷筹钱。《公田法》的具体实施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为了使新法推行，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可想而知《公田法》直接损害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即便是贾似道带头贡献万亩良田，仍不能堵住悠悠之口，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执行官员借新法，强买豪夺田地。《公田法》为财源日竭的南宋朝廷在短期内筹备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并利用这比财产在抗蒙战场上取得不小的战绩。但《公田法》是国家强制性改变个人土地的所有，即便它的目的是光荣的高大的，却损害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利益。到德祐元年，丁家洲之战失败，贾似道只有出来背这个黑锅。三月，朝廷下诏废《公田法》，而贾似道也不免身败名裂，被士大夫文人阶层骂了一千多年，也让他在厕所被郑虎臣一介匹夫所害。
总的来说，贾似道是一个权臣，却不是一个奸臣。他的目的很清楚，是维护南宋的江山社稷。他有能力，但不足以力挽狂澜。孙珲始终认为，是史弥远和理宗害得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联蒙抗金”和“端平入洛”，南宋的经济不至于崩溃得如此快，如此厉害。纵观贾似道一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权奸愿意为了维护朝廷的存亡亲自带兵上前线。即便是主政朝廷，也不会背千古骂名主持改革。在南宋末年，人才匮乏的年代，细观同时代的人物，只有贾似道有能力为相。况且贾似道尽管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至少在改革时期能以身作则，万亩良田，不是任何一个人敢拿出来的！虽然，《公田法》和《打算法》都并不成功，但尝试改革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如果他是一个只知道“声色犬马”，不问国计民生的奸臣，一个奸臣又何必为国家兴衰操心呢？
孙珲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历史上很多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能够回归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
而中国文人历来喜欢互相倾轧，一向是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国家大义。从唐代“牛李党争”到宋亡，文人阶层的斗争总是会给失败者人格上抹黑。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人统治的一大亮点了。
对于宋代文人书史时的无耻无底线，孙珲本人也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的事迹，不就是给宋朝的文人恶意的从史书当中抹掉，现在完全变成了民间传说的吗？
听了孙珲的简要讲述，叶楚楚和肖甜甜都明白了过来。
“照孙哥你这么说，咱们这一回还得和‘蟋蟀宰相’合作才行嘛。”肖甜甜说道。
“同贾似道合作肯定是必须的，但从孙哥刚才说的来看，想要扭转宋朝给这帮无耻文人把持的局面，光同他合作只怕还不够。”叶楚楚说道，“还需要另外的力量。”
“什么力量？”肖甜甜好奇的问道。
“外力的话，就是蒙古人了。”孙珲明白叶楚楚的意思，替她说出了答案，“让蒙古人造成的空前危机来促使宋朝发生根本性转变。”
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更有可取之处。自“端平入洛”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的经济已经崩溃。于是贾似道推出了让他被骂了千年的《公田法》。公田是没收不法官僚的大量土地，逃户、尽户、没人继续被政府收回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还有军队开垦的营田的统称。在宋高宗赵构时期，除一部分划为寺院、学校外，其他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朝廷，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卖断公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理宗时期，公田因为买卖，数量已经减少，而买公田的，恰巧是富商豪绅和官员。一方面是朝廷经济崩溃，一方面又要筹集军费。贾似道只好推出“公田法”重新为朝廷筹钱。《公田法》的具体实施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为了使新法推行，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可想而知《公田法》直接损害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即便是贾似道带头贡献万亩良田，仍不能堵住悠悠之口，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执行官员借新法，强买豪夺田地。《公田法》为财源日竭的南宋朝廷在短期内筹备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并利用这比财产在抗蒙战场上取得不小的战绩。但《公田法》是国家强制性改变个人土地的所有，即便它的目的是光荣的高大的，却损害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利益。到德祐元年，丁家洲之战失败，贾似道只有出来背这个黑锅。三月，朝廷下诏废《公田法》，而贾似道也不免身败名裂，被士大夫文人阶层骂了一千多年，也让他在厕所被郑虎臣一介匹夫所害。
总的来说，贾似道是一个权臣，却不是一个奸臣。他的目的很清楚，是维护南宋的江山社稷。他有能力，但不足以力挽狂澜。孙珲始终认为，是史弥远和理宗害得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联蒙抗金”和“端平入洛”，南宋的经济不至于崩溃得如此快，如此厉害。纵观贾似道一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权奸愿意为了维护朝廷的存亡亲自带兵上前线。即便是主政朝廷，也不会背千古骂名主持改革。在南宋末年，人才匮乏的年代，细观同时代的人物，只有贾似道有能力为相。况且贾似道尽管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至少在改革时期能以身作则，万亩良田，不是任何一个人敢拿出来的！虽然，《公田法》和《打算法》都并不成功，但尝试改革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如果他是一个只知道“声色犬马”，不问国计民生的奸臣，一个奸臣又何必为国家兴衰操心呢？
孙珲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历史上很多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能够回归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
而中国文人历来喜欢互相倾轧，一向是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国家大义。从唐代“牛李党争”到宋亡，文人阶层的斗争总是会给失败者人格上抹黑。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人统治的一大亮点了。
对于宋代文人书史时的无耻无底线，孙珲本人也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的事迹，不就是给宋朝的文人恶意的从史书当中抹掉，现在完全变成了民间传说的吗？
听了孙珲的简要讲述，叶楚楚和肖甜甜都明白了过来。
“照孙哥你这么说，咱们这一回还得和‘蟋蟀宰相’合作才行嘛。”肖甜甜说道。
“同贾似道合作肯定是必须的，但从孙哥刚才说的来看，想要扭转宋朝给这帮无耻文人把持的局面，光同他合作只怕还不够。”叶楚楚说道，“还需要另外的力量。”
“什么力量？”肖甜甜好奇的问道。
“外力的话，就是蒙古人了。”孙珲明白叶楚楚的意思，替她说出了答案，“让蒙古人造成的空前危机来促使宋朝发生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