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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转移到对付一些具有反日反汪倾向的文化人身上。特别是现在南京正在筹划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日本方面不愿意在上海的媒体和舆论中过多地出现相反的论调。租界里的言论总是依附于华界的势力，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洋人对于涉及中日间的事情不感兴趣。欧战正在进行，租界里也弥漫着悲观无聊的情绪，工部局尤其不愿意和日本人较真。
黎世杰不得不参与一些相关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策划、布置黎世杰无从知晓，当通知他出勤时，往往就是直接行动。由于事先筹划精密，对目标人物的行动规律已经掌握，加之下手的时候对方多是孤身一人，因此这些行动很少有失手的时候。被抓的人最常见的是被恐吓，比如把人装进麻袋拉到江边威胁要丢进去，或者拉到某个僻静处说要活埋，这种威吓效果极好。当然，对于某些不吃这一套或者当场服软回去后反而写出所谓的揭露文章的人，也会让他们吃些皮肉之苦。个别极其死硬的，也会选择杀一儆百，真的在麻袋上捆上几块大石丢到江里。
特工总部的大部分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只是一种工作，很多人对于这种工作的性质不认为和战前有什么不同。一些混过帮派的人甚至认为这里有些时候显得做事过于黏糊，他们更习惯以前那种直来直去一刀一枪的勾当，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永远不会理解什么叫政治。很多人认为日本人也是洋人，和法租界公共租界里的洋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做这一行也和租界巡捕没什么两样。
黎世杰也不理解政治，但他厌恶这些同事，在他看来，战前和现在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替日本人做事是个愚蠢的选择。这种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看法是建立在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信条之上，更是建立在上海街头那些血腥冲突的事实之上。他不能影响别人，但可以把握自己，尽管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任何人和他进行联系，尽管他的内心隐隐觉得组织其实已经抛弃了他，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作为是组织需要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察觉到的。
他小心低调地做事，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正是他所擅长的。他观察着那些被绑架到76号的各色人等，他们大部分都很软弱，为了赚钱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信仰。他们的反日反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租界里的人喜欢看类似的文章。也有少部分人表现很强硬，他们并不那么轻易屈服，当恐吓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要动手教训他。每当此时，76号的地下室常常就会传来野兽般的嚎叫声。对于这些人，皮肉之苦很快就会超越信仰的，甚至不需要真正动手而只要描绘或展示动手的后果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强硬其实大部分源自于他们和租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真正有支持这种强硬的信仰。
黎世杰观察着他们，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一旦进了76号这种地方你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旦你失去做人的尊严，信仰、理想这些东西本身是极难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立足的。也许个别人可以，但黎世杰没有见过，他也不相信，包括他自己在内。
偶尔有一次，黎世杰听见有人闲聊时提起某家报社的某个编辑，说上面可能准备把他“做掉”，这差不多是黎世杰第一次提前预知某个人可能的命运。他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利用去租界的机会寄出了一封信。后来再没有关于此人的消息，也没见和此人有关的行动。黎世杰认为他是收到了自己的信采取了防护措施，或者离开了租界，所以针对他的行动就被取消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有时候他们的行动也会失败，比如他们跟踪了一个人很多天，但行动那天他却没有出现在预定的地点，或者突然在行动现场出现大批巡捕房的人，这种情况不太多，但总是会发生。时间长了黎世杰也起了疑心，他认为应该是内部有人提前通报对方，至于为什么通报，他无从知晓。也许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某种正义，也许和他一样，完全是偶然。他和76号的人尽管算是同事，但交往很少，大家都很谨慎，每个人在对外交往上都很封闭，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外面的人很少能进去，他没有任何朋友，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圈子。
作重点转移到对付一些具有反日反汪倾向的文化人身上。特别是现在南京正在筹划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日本方面不愿意在上海的媒体和舆论中过多地出现相反的论调。租界里的言论总是依附于华界的势力，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洋人对于涉及中日间的事情不感兴趣。欧战正在进行，租界里也弥漫着悲观无聊的情绪，工部局尤其不愿意和日本人较真。
黎世杰不得不参与一些相关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策划、布置黎世杰无从知晓，当通知他出勤时，往往就是直接行动。由于事先筹划精密，对目标人物的行动规律已经掌握，加之下手的时候对方多是孤身一人，因此这些行动很少有失手的时候。被抓的人最常见的是被恐吓，比如把人装进麻袋拉到江边威胁要丢进去，或者拉到某个僻静处说要活埋，这种威吓效果极好。当然，对于某些不吃这一套或者当场服软回去后反而写出所谓的揭露文章的人，也会让他们吃些皮肉之苦。个别极其死硬的，也会选择杀一儆百，真的在麻袋上捆上几块大石丢到江里。
特工总部的大部分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只是一种工作，很多人对于这种工作的性质不认为和战前有什么不同。一些混过帮派的人甚至认为这里有些时候显得做事过于黏糊，他们更习惯以前那种直来直去一刀一枪的勾当，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永远不会理解什么叫政治。很多人认为日本人也是洋人，和法租界公共租界里的洋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做这一行也和租界巡捕没什么两样。
黎世杰也不理解政治，但他厌恶这些同事，在他看来，战前和现在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替日本人做事是个愚蠢的选择。这种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看法是建立在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信条之上，更是建立在上海街头那些血腥冲突的事实之上。他不能影响别人，但可以把握自己，尽管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任何人和他进行联系，尽管他的内心隐隐觉得组织其实已经抛弃了他，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作为是组织需要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察觉到的。
他小心低调地做事，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正是他所擅长的。他观察着那些被绑架到76号的各色人等，他们大部分都很软弱，为了赚钱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信仰。他们的反日反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因为租界里的人喜欢看类似的文章。也有少部分人表现很强硬，他们并不那么轻易屈服，当恐吓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要动手教训他。每当此时，76号的地下室常常就会传来野兽般的嚎叫声。对于这些人，皮肉之苦很快就会超越信仰的，甚至不需要真正动手而只要描绘或展示动手的后果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强硬其实大部分源自于他们和租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真正有支持这种强硬的信仰。
黎世杰观察着他们，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一旦进了76号这种地方你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旦你失去做人的尊严，信仰、理想这些东西本身是极难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立足的。也许个别人可以，但黎世杰没有见过，他也不相信，包括他自己在内。
偶尔有一次，黎世杰听见有人闲聊时提起某家报社的某个编辑，说上面可能准备把他“做掉”，这差不多是黎世杰第一次提前预知某个人可能的命运。他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利用去租界的机会寄出了一封信。后来再没有关于此人的消息，也没见和此人有关的行动。黎世杰认为他是收到了自己的信采取了防护措施，或者离开了租界，所以针对他的行动就被取消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有时候他们的行动也会失败，比如他们跟踪了一个人很多天，但行动那天他却没有出现在预定的地点，或者突然在行动现场出现大批巡捕房的人，这种情况不太多，但总是会发生。时间长了黎世杰也起了疑心，他认为应该是内部有人提前通报对方，至于为什么通报，他无从知晓。也许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某种正义，也许和他一样，完全是偶然。他和76号的人尽管算是同事，但交往很少，大家都很谨慎，每个人在对外交往上都很封闭，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外面的人很少能进去，他没有任何朋友，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