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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多山，利于防守阻拦入侵，南部平原面积颇大，农业发达，提供经济支援，和中华本土一样，是个南北互肋的结构。两个地区是否会统一在一起，很大程度时要取决于彼此距离，或者说交流的成本。大虞在陆地上只能通过辽东地区的一小片前突之处与高丽半岛发生联系，这地界大虞可以轻松过去，高丽人过来也一样简单。光凭北边放点守军，很难长驻半岛，彻底整合南北。
这种难题还是交给专业人士解决吧……
唐罗联军打百济和高句丽时，与百济联手被KO的正是东瀛。以东瀛习惯，被教做人后，就会努力学习对方，所以当时的天皇搞了个‘大化改新’，效仿唐制，东瀛正式纳入中华文化圈。定朝时，趁着佛教极力扩张推广的机遇，中原对东瀛的政策是‘扶僧灭武’，接近和影响类似安昉、芈镜等近身侍奉天皇或大贵族的权僧法师，同时广泛开展互贸和互遣商民，甚至在政权更迭时暗中支持僧侣政权，使其一直保留了话语权，没有让代代必出皇后的藤原氏一枝独秀。
济朝时，平氏、源氏等武士大名崛起，全民玩起了‘下克上’，弹丸之地分出六十六国，割据势力犬牙交错，造成大名林立的武家政权与公家朝廷公卿的百年对立。因为东瀛几乎全员尚佛，禅宗和汉学文化非常繁荣，僧侣们认为贵族把持天皇，横征暴敛，也反对武家干政，认为他们崇尚暴力，杀孽深重，有违佛心。实则是因为许多大寺院本就割据一方田土，掌握了许多日需品的货源和流通渠道，还能获得信徒们的供奉，政治地位还不够高的武家势力，和执政的羸弱公卿们都不想放过他们的钱袋子，所以三方撕逼得厉害。
济朝后期，藤原继一作为架空天皇的摄政关白，为了对抗平氏、源氏以武力控制政权的举动，让天皇授命其为征夷大将军，同样通过联姻、征辟等措施，大力吸纳平、源两家之外的武士们进入摄关体系，大肆征伐，一统本州岛。这样的内乱使东瀛陷入财政困难，断绝朝贡，与中原没了来往。
藤原继一开启了将军执政的时代，一改平安时代的靠血统和身份上位，变为谁拳头大听谁的话。没看公卿之首的藤原家做的事，与平、源武士没甚区别么！当然，此举也初步缓和了公卿和武家的矛盾，减慢了藤原氏的分裂和没落。不过将军幕府的成立在僧侣们看来是个危险信号，有权有枪的都搞一起了，难道下一步要抢寺庙的饭吃么？所以他们责备藤原氏‘自甘堕落’，和没逼格的下等御家人同流合污，坏了大义名分。在僧侣们的影响下，不管是平、源家针对藤原氏的倒幕运动，还是尚未被统一的九州、四国两岛大名，为了自保去参与或暗助本州岛内讧，都打着寺院的名号进行，引起了数次将军人选的更迭。
然而，不管东瀛内部怎么打，所有势力都有志一同的主张‘攘夷’。目前国门未开，仅有九州鹿儿岛、四国冲岛和本州的中京开放给中原海商，大食、佛郎机、红毛夷等‘化外之人’均不得其门而入。
东瀛‘攘夷’这个观念的形成归咎于第二任幕府。第一任藤原幕府打下了本州土豪，但分田地时发现地不够，捉了急瞎分一气，与其有世仇的九州大名岛津家暗中联络受到不公待遇的武士和庄园被侵占的几位权僧，把他家撸掉了。上杉家杀出重围继任幕府，吸取血的教训，国内稍微消停后，就马上让大家把目光投向远方，对外扩张。琉球太小看不上，虾夷太冷不想去，首选还在内乱的高丽，占了济州和对马岛，发兵占下最爱闹事的百济和新罗。承平日久、武备松弛的高丽向济朝求助未果，只得自救，北方豪族李氏从济朝边军处买来军械，带兵反攻回去，两方议和，百济归东瀛。五年后高丽夺回百济，东瀛以此为由再次进犯，灭了皇族王氏，却被李氏打败，连新罗都没了，比之前更穷。
内战完了外斗，饱受苦难的东瀛人民成了大食和红毛夷、佛郎机传教的土壤，也因为天方教和景教最适合被劳苦大众当成精神支柱，而且这些外国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获救痊愈的人更是认为得到了上帝或胡达的救赎，纷纷入教。九州、四国的开港之地尤以景教为主，好些大名都皈依了，教众颇具规模，引起上杉幕府的警惕和忌惮，生怕有人以宗教名义将两个藩国变成琉球咔嚓出去，神道教和僧侣们更是认为教徒们会将国内本来就不多的资源转头供奉给了外夷，于是开始禁教，景教徒奋起反抗，引发‘天草之乱’。上杉幕府通过血腥手段镇压起义，颁布禁教令，开始闭关锁国。
所以，远征高丽给东瀛留下的教训就是‘攘夷’。
好在东瀛对汉人的没有排斥，但它不同于六诏这种被‘分裂’出去的地方，或类似高丽这样的藩属，有其独特历史轨迹，虽存在朝贡和册封的长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国家之间小国对大国的尊重，不存在很强的附庸关系。或许只能用温和的殖民政策先从经济方面开始渗透，相信商人加军火的力量足以让他们臣服。过得百年，自然汉化或归化，再不济也会是大虞东出太平洋的桥头堡。
琉球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与中原关系一直非常好，其第一部国史就是用汉字写的。定朝时只重边境不重海域，与琉球只是朝贡关系。前朝因为东瀛穷乱，九州藩时不时打劫一番琉球，最后把离鹿儿岛最近的整个大隅群岛都抢去了。现在佛郎机占着靠近澎湖的先岛，红毛夷守着奄美岛，一人一头。所以地盘严重缩水的琉球国王愿意归附，请求大虞赐民通学，保护海疆。
顾辞认为琉球和澎湖的情况可以放一起考虑，当年日本能消化琉球，为啥现在的大虞不能？把这一串‘第一岛链’都搞定，再来百艘美国潜艇都没可能封锁中国。
安南情况涉及军政，顾辞不便置喙，但西贡和马来半岛的控制权必须拿下，尤其是目前属于柔佛的龙牙门，后世的新加坡。顾辞注意到三佛齐和柔佛虽然接受大食和西夷人，尚未确定天方教的国教地位，打算用佛教把他们搞定！
该占的地方肯定不能放过，对佛郎机是打是拉，就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红毛夷虽然暂时没起冲突，但其在亚洲并未占太多优势，若大虞与佛郎机结盟，就得把他们打出南洋。至今尚未打过交道的大食人反而不用顾虑，对于天生的商业民族来说，利益是世上最纯粹最干净的关系，一切都有谈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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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五方论’——‘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西边的外族人应该称之为‘戎’。可现在从西域而来的游牧民族被定名‘匈奴’，再西边的欧洲和中、西亚等外族统称‘西夷’，正是因为以大食人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异族大部分从海上而来，在东边沿海上岸，于是被归类为属于东边的‘夷’。同理，北边的‘羯夷’，‘羯’是族名统称，归类为‘夷’，是因为他们也是绕到东北才南侵中原。一直作为定、济两朝国都的昌京正北有个曲庸城，恰好在祁连山脉东麓，与东北方向涴江河畔的酂邺城有一道定朝时修筑的长城为屏藩，阻挡了‘北狄’们的入侵。并且涴江源头在金微山，除了冬季封冻期，游牧民族想南下也不容易，即便踏冰过河，防洪堤坝连起来的‘河堤长城’一样让人头疼。所以他们要么选择往西走一大圈，绕金微山西麓进西域，或往东，从阴山和大鲜卑山（大兴安岭）中间的关隘拐向南，直面镇北军。
如果顾辞是个地理达人，就能清楚地从大虞舆图上看到，祁连山东麓比她前世更往东进，而应该叫做‘阿尔泰山’的金微山是一座冰雪覆盖、高耸入云的大山脉，同样往东南前进一大截，才有了汇聚雪水而成的涴江。涴江通过各种小支流在天津港入了海，整体压缩了黄河流域，曾命名为长安的昌京附近，黄江的大‘几’字型河道变成一个小‘几’字。
这些地缘上的改变，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虽然让长安失去了‘八水帝王都’的美誉，但间接地让发源于黄江高原的炎黄子孙更易于往东、往南扩张，在黄泛区实现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央之国的格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动力去拼命地把黄江上游那些草原开垦成良田，保留了这些天然牧场，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使得这条道受到游牧民族的垂涎，时不时要来宣誓主权一番。隋唐两朝酷爱大兴土木的历代帝王，早早见识过南方参天巨木和丰腴之地，没有贪图方便大肆砍伐长安周边森林，倒是戮力搞运河，从巴蜀盆地或东南丘陵运来良材巨木修葺宫殿，‘岁获大木以数万计’。总而言之，黄江水土流失并不严重，不再是下游处处成悬河的景象。
在封闭的地缘环境内，锁国偏安的济朝虽然‘无为而治’，但前面连续几任皇帝都爱好修堤挖渠整运河，把脾气不好爱改道的黄江治理得服服帖帖，很多沿海的盐碱地也通过水网灌溉系统变成良田。这些经验同样被应用于南方，由于流经东南亚的许多河流都发源于中原境内，水利工程也间接地影响了下游的中南半岛，例如怒江流向安南升龙城，柳陵城要再挖通一条小河，连接西运河和怒江，新明城的位置横跨珠江、澜江和怒江三处，都有利于控制下游诸国。
前世的中国为什么没把整个东南亚纳入版图？原因很简单，不需要。亚欧大陆上春风吹又生的游牧民族威胁更大，有这样的生存压力，中原政权的目光不会放在相对和平安稳的南方。低纬度地区的温度偏高，人的生产力和进取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物产丰富，人容易产生惰性，普遍战斗值不高。反正中原人守不住家园了可以南逃，欺负南蛮小国还是不成问题的。
顾辞无比感谢定朝几位君主对于南边边境的重视和安抚，让中华文明成为周边各国的父系文化来源，不但疆域比之前更广大和稳固，还严控部族首领的特权，用比羁縻制更强力的流官制鼓励移民迁徙，落地生根。前朝没延续这个传统，但南方军备松弛，水网纵横，经济发达，财富殷实，地方官不管水平如何，至少生活宽裕自在，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外国老百姓们心生艳羡，所以后期的绥靖政策只是减弱了各国政府的依赖之心，民间向往之意更甚于定朝。
现在中央之国传承到大虞头上，作为一把手的老婆，不管是出于支持老公实现霸业的事业心，还是稳固周边商圈避免战争，让这些边缘小国臣服于东方唯一一个霸权大国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以后，西方舰队一旦过来，他们恐怕更要争着抱大腿了。
地形多山，利于防守阻拦入侵，南部平原面积颇大，农业发达，提供经济支援，和中华本土一样，是个南北互肋的结构。两个地区是否会统一在一起，很大程度时要取决于彼此距离，或者说交流的成本。大虞在陆地上只能通过辽东地区的一小片前突之处与高丽半岛发生联系，这地界大虞可以轻松过去，高丽人过来也一样简单。光凭北边放点守军，很难长驻半岛，彻底整合南北。
这种难题还是交给专业人士解决吧……
唐罗联军打百济和高句丽时，与百济联手被KO的正是东瀛。以东瀛习惯，被教做人后，就会努力学习对方，所以当时的天皇搞了个‘大化改新’，效仿唐制，东瀛正式纳入中华文化圈。定朝时，趁着佛教极力扩张推广的机遇，中原对东瀛的政策是‘扶僧灭武’，接近和影响类似安昉、芈镜等近身侍奉天皇或大贵族的权僧法师，同时广泛开展互贸和互遣商民，甚至在政权更迭时暗中支持僧侣政权，使其一直保留了话语权，没有让代代必出皇后的藤原氏一枝独秀。
济朝时，平氏、源氏等武士大名崛起，全民玩起了‘下克上’，弹丸之地分出六十六国，割据势力犬牙交错，造成大名林立的武家政权与公家朝廷公卿的百年对立。因为东瀛几乎全员尚佛，禅宗和汉学文化非常繁荣，僧侣们认为贵族把持天皇，横征暴敛，也反对武家干政，认为他们崇尚暴力，杀孽深重，有违佛心。实则是因为许多大寺院本就割据一方田土，掌握了许多日需品的货源和流通渠道，还能获得信徒们的供奉，政治地位还不够高的武家势力，和执政的羸弱公卿们都不想放过他们的钱袋子，所以三方撕逼得厉害。
济朝后期，藤原继一作为架空天皇的摄政关白，为了对抗平氏、源氏以武力控制政权的举动，让天皇授命其为征夷大将军，同样通过联姻、征辟等措施，大力吸纳平、源两家之外的武士们进入摄关体系，大肆征伐，一统本州岛。这样的内乱使东瀛陷入财政困难，断绝朝贡，与中原没了来往。
藤原继一开启了将军执政的时代，一改平安时代的靠血统和身份上位，变为谁拳头大听谁的话。没看公卿之首的藤原家做的事，与平、源武士没甚区别么！当然，此举也初步缓和了公卿和武家的矛盾，减慢了藤原氏的分裂和没落。不过将军幕府的成立在僧侣们看来是个危险信号，有权有枪的都搞一起了，难道下一步要抢寺庙的饭吃么？所以他们责备藤原氏‘自甘堕落’，和没逼格的下等御家人同流合污，坏了大义名分。在僧侣们的影响下，不管是平、源家针对藤原氏的倒幕运动，还是尚未被统一的九州、四国两岛大名，为了自保去参与或暗助本州岛内讧，都打着寺院的名号进行，引起了数次将军人选的更迭。
然而，不管东瀛内部怎么打，所有势力都有志一同的主张‘攘夷’。目前国门未开，仅有九州鹿儿岛、四国冲岛和本州的中京开放给中原海商，大食、佛郎机、红毛夷等‘化外之人’均不得其门而入。
东瀛‘攘夷’这个观念的形成归咎于第二任幕府。第一任藤原幕府打下了本州土豪，但分田地时发现地不够，捉了急瞎分一气，与其有世仇的九州大名岛津家暗中联络受到不公待遇的武士和庄园被侵占的几位权僧，把他家撸掉了。上杉家杀出重围继任幕府，吸取血的教训，国内稍微消停后，就马上让大家把目光投向远方，对外扩张。琉球太小看不上，虾夷太冷不想去，首选还在内乱的高丽，占了济州和对马岛，发兵占下最爱闹事的百济和新罗。承平日久、武备松弛的高丽向济朝求助未果，只得自救，北方豪族李氏从济朝边军处买来军械，带兵反攻回去，两方议和，百济归东瀛。五年后高丽夺回百济，东瀛以此为由再次进犯，灭了皇族王氏，却被李氏打败，连新罗都没了，比之前更穷。
内战完了外斗，饱受苦难的东瀛人民成了大食和红毛夷、佛郎机传教的土壤，也因为天方教和景教最适合被劳苦大众当成精神支柱，而且这些外国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获救痊愈的人更是认为得到了上帝或胡达的救赎，纷纷入教。九州、四国的开港之地尤以景教为主，好些大名都皈依了，教众颇具规模，引起上杉幕府的警惕和忌惮，生怕有人以宗教名义将两个藩国变成琉球咔嚓出去，神道教和僧侣们更是认为教徒们会将国内本来就不多的资源转头供奉给了外夷，于是开始禁教，景教徒奋起反抗，引发‘天草之乱’。上杉幕府通过血腥手段镇压起义，颁布禁教令，开始闭关锁国。
所以，远征高丽给东瀛留下的教训就是‘攘夷’。
好在东瀛对汉人的没有排斥，但它不同于六诏这种被‘分裂’出去的地方，或类似高丽这样的藩属，有其独特历史轨迹，虽存在朝贡和册封的长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国家之间小国对大国的尊重，不存在很强的附庸关系。或许只能用温和的殖民政策先从经济方面开始渗透，相信商人加军火的力量足以让他们臣服。过得百年，自然汉化或归化，再不济也会是大虞东出太平洋的桥头堡。
琉球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与中原关系一直非常好，其第一部国史就是用汉字写的。定朝时只重边境不重海域，与琉球只是朝贡关系。前朝因为东瀛穷乱，九州藩时不时打劫一番琉球，最后把离鹿儿岛最近的整个大隅群岛都抢去了。现在佛郎机占着靠近澎湖的先岛，红毛夷守着奄美岛，一人一头。所以地盘严重缩水的琉球国王愿意归附，请求大虞赐民通学，保护海疆。
顾辞认为琉球和澎湖的情况可以放一起考虑，当年日本能消化琉球，为啥现在的大虞不能？把这一串‘第一岛链’都搞定，再来百艘美国潜艇都没可能封锁中国。
安南情况涉及军政，顾辞不便置喙，但西贡和马来半岛的控制权必须拿下，尤其是目前属于柔佛的龙牙门，后世的新加坡。顾辞注意到三佛齐和柔佛虽然接受大食和西夷人，尚未确定天方教的国教地位，打算用佛教把他们搞定！
该占的地方肯定不能放过，对佛郎机是打是拉，就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红毛夷虽然暂时没起冲突，但其在亚洲并未占太多优势，若大虞与佛郎机结盟，就得把他们打出南洋。至今尚未打过交道的大食人反而不用顾虑，对于天生的商业民族来说，利益是世上最纯粹最干净的关系，一切都有谈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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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五方论’——‘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西边的外族人应该称之为‘戎’。可现在从西域而来的游牧民族被定名‘匈奴’，再西边的欧洲和中、西亚等外族统称‘西夷’，正是因为以大食人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异族大部分从海上而来，在东边沿海上岸，于是被归类为属于东边的‘夷’。同理，北边的‘羯夷’，‘羯’是族名统称，归类为‘夷’，是因为他们也是绕到东北才南侵中原。一直作为定、济两朝国都的昌京正北有个曲庸城，恰好在祁连山脉东麓，与东北方向涴江河畔的酂邺城有一道定朝时修筑的长城为屏藩，阻挡了‘北狄’们的入侵。并且涴江源头在金微山，除了冬季封冻期，游牧民族想南下也不容易，即便踏冰过河，防洪堤坝连起来的‘河堤长城’一样让人头疼。所以他们要么选择往西走一大圈，绕金微山西麓进西域，或往东，从阴山和大鲜卑山（大兴安岭）中间的关隘拐向南，直面镇北军。
如果顾辞是个地理达人，就能清楚地从大虞舆图上看到，祁连山东麓比她前世更往东进，而应该叫做‘阿尔泰山’的金微山是一座冰雪覆盖、高耸入云的大山脉，同样往东南前进一大截，才有了汇聚雪水而成的涴江。涴江通过各种小支流在天津港入了海，整体压缩了黄河流域，曾命名为长安的昌京附近，黄江的大‘几’字型河道变成一个小‘几’字。
这些地缘上的改变，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虽然让长安失去了‘八水帝王都’的美誉，但间接地让发源于黄江高原的炎黄子孙更易于往东、往南扩张，在黄泛区实现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央之国的格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动力去拼命地把黄江上游那些草原开垦成良田，保留了这些天然牧场，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使得这条道受到游牧民族的垂涎，时不时要来宣誓主权一番。隋唐两朝酷爱大兴土木的历代帝王，早早见识过南方参天巨木和丰腴之地，没有贪图方便大肆砍伐长安周边森林，倒是戮力搞运河，从巴蜀盆地或东南丘陵运来良材巨木修葺宫殿，‘岁获大木以数万计’。总而言之，黄江水土流失并不严重，不再是下游处处成悬河的景象。
在封闭的地缘环境内，锁国偏安的济朝虽然‘无为而治’，但前面连续几任皇帝都爱好修堤挖渠整运河，把脾气不好爱改道的黄江治理得服服帖帖，很多沿海的盐碱地也通过水网灌溉系统变成良田。这些经验同样被应用于南方，由于流经东南亚的许多河流都发源于中原境内，水利工程也间接地影响了下游的中南半岛，例如怒江流向安南升龙城，柳陵城要再挖通一条小河，连接西运河和怒江，新明城的位置横跨珠江、澜江和怒江三处，都有利于控制下游诸国。
前世的中国为什么没把整个东南亚纳入版图？原因很简单，不需要。亚欧大陆上春风吹又生的游牧民族威胁更大，有这样的生存压力，中原政权的目光不会放在相对和平安稳的南方。低纬度地区的温度偏高，人的生产力和进取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物产丰富，人容易产生惰性，普遍战斗值不高。反正中原人守不住家园了可以南逃，欺负南蛮小国还是不成问题的。
顾辞无比感谢定朝几位君主对于南边边境的重视和安抚，让中华文明成为周边各国的父系文化来源，不但疆域比之前更广大和稳固，还严控部族首领的特权，用比羁縻制更强力的流官制鼓励移民迁徙，落地生根。前朝没延续这个传统，但南方军备松弛，水网纵横，经济发达，财富殷实，地方官不管水平如何，至少生活宽裕自在，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外国老百姓们心生艳羡，所以后期的绥靖政策只是减弱了各国政府的依赖之心，民间向往之意更甚于定朝。
现在中央之国传承到大虞头上，作为一把手的老婆，不管是出于支持老公实现霸业的事业心，还是稳固周边商圈避免战争，让这些边缘小国臣服于东方唯一一个霸权大国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以后，西方舰队一旦过来，他们恐怕更要争着抱大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