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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6日带到重庆，向汪兆铭、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兆铭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汪兆铭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月5日时周佛海先去昆明，三日之后汪兆铭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
日本政府于1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兆铭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兆铭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一行人的队伍中，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华联的死亡商人刘申，化名文刀田，作为此次的民间热心人员，秘密参与了此次和谈行动。
他受钟泱的嘱托，前去与日本主和派的政友会接触，无论和平会谈事成与否，重要的是在对方心中埋下一颗合作的种子。
中国人最仇恨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最仇恨的却是苏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苏俄为了争夺东亚地区的霸权，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战争，彼此都是伤痕累累，鲜血遍染东三省地区。
日本的可恶因为它是一个禽兽组成的人类国家，而苏俄正好相反它的可恨在于它是一个人类组成的禽兽国家!
因为战争的不顺利，日本军部上层也开始浮现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在对象的选择上，已然有着区别。
关东军因为中东路事件而恐惧与苏俄的军事工业能力，所以将入侵中国作为首选目标。在一开始，的确是成绩斐然，压制住了内部的反对声音。
可一旦遭遇挫折，这种压制就变得脆弱无比，被人轻轻一桶，就会悄然破碎。随着日本国内师团的不断到来，在华部队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关东军不再是侵华日军的唯一主力，他们的意见也因为接连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而遭到了质疑。
中国与日本并非死敌，更没有血海深仇，一切只是利益使然。关东军的狂热和嗜杀，却没有完成占领中国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终于遭到了反扑。
许多老兵和将领，都是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生还者，对于横跨亚欧大陆的北极熊，心怀刻骨的仇恨。他们借机发难，认为陆军应该改变目标，停止南下的步伐，与中国的各方势力和谈，转而北上攻击苏俄。
日本和德国是盟友，这也是两国一开始密约中谈好的事情。
钟泱高座于云端，以局外人的心态，对于这些时局的演化，可谓是洞若观火。只要能够怂恿日军北上，就算提供物资支援也未尝不可。
但若让华联政府或者军方派出官员联络，位面对自身形象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会选择了刘申这样身份并不敏感的民间人士。
悄悄跟在汪兆铭身后，前往越南河内，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以及积极投身于秘密和谈行动。
但在和谈队伍中，多年跟随汪兆铭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兆铭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兆铭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
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
周佛海神色凝重，目光阴沉：“委员长暂时不知。”
汪兆铭正襟危坐，语气淡然：“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他是胸中有正气的文人，也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国家的利益，更是不惜自己的名声。
陈公博可没有这种气魄，他听后非常不安，语气也是惶急：“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
汪精卫不以为意，而是用宽仁的语气向陈公博解释：“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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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也苦苦劝说陈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虽然心有戚戚，但见众人都同意，他也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不过最后陈公博还是做出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他未必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断，但他敬佩汪兆铭的人品与志向，愿意誓死相随。
198年1月8日，汪兆铭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姜瑞元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月8日姜瑞元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
汪兆铭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8年1月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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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6日带到重庆，向汪兆铭、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兆铭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汪兆铭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月5日时周佛海先去昆明，三日之后汪兆铭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
日本政府于1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兆铭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兆铭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一行人的队伍中，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华联的死亡商人刘申，化名文刀田，作为此次的民间热心人员，秘密参与了此次和谈行动。
他受钟泱的嘱托，前去与日本主和派的政友会接触，无论和平会谈事成与否，重要的是在对方心中埋下一颗合作的种子。
中国人最仇恨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最仇恨的却是苏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与苏俄为了争夺东亚地区的霸权，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战争，彼此都是伤痕累累，鲜血遍染东三省地区。
日本的可恶因为它是一个禽兽组成的人类国家，而苏俄正好相反它的可恨在于它是一个人类组成的禽兽国家!
因为战争的不顺利，日本军部上层也开始浮现出了不同的声音，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在对象的选择上，已然有着区别。
关东军因为中东路事件而恐惧与苏俄的军事工业能力，所以将入侵中国作为首选目标。在一开始，的确是成绩斐然，压制住了内部的反对声音。
可一旦遭遇挫折，这种压制就变得脆弱无比，被人轻轻一桶，就会悄然破碎。随着日本国内师团的不断到来，在华部队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关东军不再是侵华日军的唯一主力，他们的意见也因为接连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而遭到了质疑。
中国与日本并非死敌，更没有血海深仇，一切只是利益使然。关东军的狂热和嗜杀，却没有完成占领中国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终于遭到了反扑。
许多老兵和将领，都是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生还者，对于横跨亚欧大陆的北极熊，心怀刻骨的仇恨。他们借机发难，认为陆军应该改变目标，停止南下的步伐，与中国的各方势力和谈，转而北上攻击苏俄。
日本和德国是盟友，这也是两国一开始密约中谈好的事情。
钟泱高座于云端，以局外人的心态，对于这些时局的演化，可谓是洞若观火。只要能够怂恿日军北上，就算提供物资支援也未尝不可。
但若让华联政府或者军方派出官员联络，位面对自身形象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会选择了刘申这样身份并不敏感的民间人士。
悄悄跟在汪兆铭身后，前往越南河内，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以及积极投身于秘密和谈行动。
但在和谈队伍中，多年跟随汪兆铭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兆铭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兆铭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
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
周佛海神色凝重，目光阴沉：“委员长暂时不知。”
汪兆铭正襟危坐，语气淡然：“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他是胸中有正气的文人，也勇于承担责任，为了国家的利益，更是不惜自己的名声。
陈公博可没有这种气魄，他听后非常不安，语气也是惶急：“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
汪精卫不以为意，而是用宽仁的语气向陈公博解释：“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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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也苦苦劝说陈公博：“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
陈公博虽然心有戚戚，但见众人都同意，他也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
不过最后陈公博还是做出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他未必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与决断，但他敬佩汪兆铭的人品与志向，愿意誓死相随。
198年1月8日，汪兆铭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姜瑞元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月8日姜瑞元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
汪兆铭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十天之后，姜瑞元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兆铭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
刘申作为赞助人，秘密随行。
汪兆铭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
这天晚上，汪兆铭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他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姜瑞元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
据说汪兆铭在离开重庆前，给姜瑞元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现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兆铭“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
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
日本主战派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兆铭于1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8年1月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
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兆铭欺骗了。”
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兆铭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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