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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兆铭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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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月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月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7年1月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8年1月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政友会对整个日本的战略政策控制，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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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
“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
说来说去，历史纠葛在人们的选择之中，因为选择的不同而相继演化，早就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和估算，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19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暂时住在日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
“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时的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反红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所以影佐对此颇有为难之处：“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
“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两个人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是后来汪兆铭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愿撤兵，汪兆铭也希望能在日战区内建立起一个中国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活在敌占区的民众。
哪怕是背负起汉奸的恶名，他也在所不惜。
时间最难的事，不在于用死亡来宣示自己的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百姓利益，去舍弃荣耀和尊严。
汪兆铭不想做踏着万民尸骨的英雄，他只是去做别人不愿做的“好人”，天下难容的“好人”。
。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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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汪兆铭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月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兆铭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党中央党部、**党总裁蒋介石、**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姜瑞元和**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兆铭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中提及：“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兆铭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兆铭外出是代表**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
1月4日，姜瑞元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由于汪兆铭在党内的地位，姜瑞元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党的信心和舆论，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兆铭前往河内治病，为其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姜瑞元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兆铭回重庆，王宠惠言辞恳切：“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则一脸决然地回答：“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
“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兆铭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兆铭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7年1月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8年1月日宣布总辞职，使汪兆铭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兆铭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他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兆铭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他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兆铭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兆铭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
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他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兆铭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他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兆铭出马的有利条件，他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
而且汪兆铭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兆铭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他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兆铭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
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迫于军部主战派的压力，政友会对整个日本的战略政策控制，已经没有多少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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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内阁首相都要因为对华秘密协定之事引咎辞职，就可得知主和派的尴尬地位。
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兆铭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姜瑞元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兆铭在文中责问姜瑞元：“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姜瑞元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
“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姜瑞元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他，因此对汪兆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同样也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兆铭个人威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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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兆铭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暗杀事件后，因为汪兆铭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兆铭，帮助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兆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山东，暂时住在日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兆铭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
“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
这时的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兆铭建立一个“反红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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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两个人在对待和平的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是后来汪兆铭能够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不愿撤兵，汪兆铭也希望能在日战区内建立起一个中国人自管的政府，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活在敌占区的民众。
哪怕是背负起汉奸的恶名，他也在所不惜。
时间最难的事，不在于用死亡来宣示自己的正义，而是为了维护百姓利益，去舍弃荣耀和尊严。
汪兆铭不想做踏着万民尸骨的英雄，他只是去做别人不愿做的“好人”，天下难容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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